特写|旅英选手回国前那段难熬的时光 那一刻他哭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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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月下旬,疫情在英国蔓延着。

  躲在小镇达林顿屋子里的袁思俊机械式地刷着机票。

  “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我买的机票有没有被取消。”

  从17岁来到英国踏上职业生涯之后,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急迫想回国。

  他先后买了6次机票,被取消了5次,其中有3次是在已经到达机场后通知航班被取消。

  “这几次打车费加起来都好几百磅了。”

  想念

  那段时间,袁思俊分外想家、想父母。

  他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前往英国、与父母在机场依依惜别的场景。

  “虽然早就知道打职业肯定要离开父母,但真到了那个时候,我心里还是不好受。”

  来到达林顿这个人口稀少的小镇,和肖国栋为伴,过着2点一线的生活,要么就是在住处,要么就是在训练的地方,袁思俊花了3、4个月的时间才稀释了对父母的想念,“后面想明白了,就好受多了,这是我的工作嘛,注定是要这样的。”

  这条路是袁思俊自己选择的,荣誉也好,辛酸也罢,早在他心里设下了心里预案,也就是从那时开始,他内心成熟了。

  这次,他对父母的想念更胜一筹,每天父母都会和他通电话,希望他能早日回国,“我父母很担心我。”父母一次次的催促,加上欲归难归的阻碍,让一向沉稳的他也开始急躁起来。

  “每天只吃一顿,基本上每天也只睡5、6个小时。”

  弃赛

  在二十多名旅英选手中,最先决定回国的是周跃龙,在参加直布罗陀公开赛时,他就预判到未来的疫情严重性,他干净利落地买好了回程的机票,并建议同伴和他一起回国。

  但当时,其他选手都抱着未知、观望的心态,没有着手买回程机票的事情。等到事态严重时,机票价格已经涨了很多。

  “当时我就想着,无论世锦赛能不能如期进行,我都会弃赛的。”

  与袁思俊的慌乱相比,肖国栋的心态还算沉稳。打进直布罗陀公开赛四强后,他于比赛结束后第二天赶紧从直布罗陀回到了达林顿,“再不回去,也许直布罗陀的机场就要关闭了。”

  在机场,他发现除了自己和李行、梁文博外,其他人几乎都不戴口罩。

  彼时,世界台联还没有对世锦赛能否如期进行发表看法。

  肖国栋对新浪体育说道:“当时我觉得如果世锦赛不取消的话没有必要回国,毕竟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比赛,其他比赛我可以选择放弃,但世锦赛一年就一次,能打我肯定还是要打的,而且这段时间我的状态也不错。”

  他不回国的想法随着世界台联宣布世锦赛推迟而有所改变,“后来知道我推迟的消息后,我就觉得不能在英国待下去了,本来去英国就是为了打比赛的,没比赛打肯定要想办法回国。”

  与身边的年轻选手相比,肖国栋要年长一些,经历得更多一点,“我肯定不能慌起来,我和他们说,如果你们有人想留下来,我就不订机票陪你们在这里,但他们都订好票了,我也就着手开始订票了。”

  那几天,肖国栋还做了2次直播,在直播里,他向球迷展示了自己的厨艺。第一天的直播镜头中,袁思俊拿着行李前往机场。再到第二天,袁思俊又出现在肖国栋的直播镜头里。

  “森山老林”

  徘徊在英国的那段日子里,袁思俊脑子里时不时冒出一个想法:“只要能够回国,让我在哪里隔离都可以,只要可以洗热水澡,有口热饭吃就好了。”

  最好的伙伴——球杆被束之高阁,没有训练的日子,袁思俊的“主业”就是查机票、看功率,“每天就是一直在看机票,就算是买好了机票,我也会看看其他选项。还有查攻略,哪条路线可以回国,哪条路线是不能回国的。”

  每隔几天,他就会和肖国栋一起去超市采购食物,“达林顿住的人很少,但还是要早点去超市购买东西,晚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
  袁思俊发给笔者的以超市为背景的2张图片里,货架上的食物已被清空。这种场景会间接加重他的紧张感。

  直到第三次到达机场后被告知航班取消,袁思俊一直强硬支撑着的内心崩溃了。

  鲁宁与田鹏飞问他,“下午还有票,要不要再等等。”

  他没有看向他们,低头轻声回应道:“我现在不想做决定,我什么决定都做不了,我只想回到住处去休息两天。”

  他瘫坐在出租车的后座,连续几天的紧绷情绪,因绝望而松弛下来。

  看到袁思俊整日无精打采的状态,肖国栋主动安慰起来:“我都和我朋友说好了,如果不能回国,疫情实在严重,我们就找一个没人的深山老林住一段时间再出来。”

  这只是玩笑话,而肖国栋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袁思俊,“没事,不要紧张,你肖哥不会不管你的。”

  回国

  通过中台协的帮助,10名斯诺克选手与2名家属于28日从英国出发,于29日晚到达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。

  走下飞机的那一刻,袁思俊的心里终于安定了。

  之后就是排队进行检测。

  排队时,袁思俊哭了。他将落泪的原因解释为——“我看到工作人员,感悟很多,不是一般人可以做这个工作的。他们看上去和我年纪差不多大,穿防护服,一站就是一天,有些时候旅客说的话又难听。”

  袁思俊身旁的旅客就出现了说话难听的情况,这些话让袁思俊听着恼火,“他们工作人员就只能听着,叫我可能就情绪要起来了,本来这一天工作就很辛苦,还要被说。”

  想和工作人员说几句,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,但到嘴边时化成了一句“谢谢”,“每天那么多旅客,我也不想占用他们的时间。”

  在几天隔离的时间里,袁思俊开始倒时差,他基本上只和父母联系,他将十几个小时的时间用来睡觉,来补充前一段时间因操心而欠缺的体能和精力。

  静下心来的时间里,他开始想恢复训练,“但现在没有办法训练,其实我在英国的时候就已经想训练了。”

  同样处于隔离期的肖国栋,时常会想念训练和比赛的场景,他的球杆放置在酒店房间的一隅,静悄悄地站在那里。

  (董正翔)